2023 年 1 月 9 日晚，张某与孟某某、段某某、杨某四人在河南濮阳某火锅店聚餐饮酒。不饮酒的段某某率先离席，孟某某因身体不适随后离开，剩余张某与杨某继续饮酒。23 时许，饭店老板听到包间内有吵闹与杯具摔碎声，发现张某后脑流血，递纸巾止血 10 分钟后，醉酒状态的张某与杨某一同离店。次日清晨，张某被发现躺于小区门口，送医后因头部失血、急性乙醇中毒及自身基础病，抢救无效死亡。近日，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：先行离开的段某某、孟某某无责，杨某因未尽照顾、通知、护送义务，承担 55% 责任，赔偿张某家属 52万元左右😮。
酒局始末：从聚餐到悲剧的 48 小时时间线
这场最终酿成悲剧的酒局，细节链条与责任分界在判决书中清晰呈现：
- 21 时许：四人抵达火锅店包间，段某某全程不饮酒，孟某某、张某、杨某参与饮酒，酒水由四人平均分取，无劝酒行为。
- 22 时左右：段某某因不饮酒且无继续停留必要，率先离开饭店，此时三人饮酒状态平稳，未显异常。
- 22 时 30 分许：孟某某因身体不适提出离席，离开时张某与杨某仍在正常饮酒，无醉酒、争执等异常情况。
- 23 时许：包间内突发动静，饭店老板进入后发现张某后脑流血，地面有摔碎的杯子，杨某在旁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，仅由老板递纸巾临时止血。
- 23 时 10 分：杨某搀扶着醉酒且头部带伤的张某离开饭店，未送医也未联系家属，两人去向不明。
- 次日凌晨：张某家属因联系不上张某，多次致电杨某，杨某均未告知张某位置，随后关机失联。
- 7 时许：民警发现躺于小区北门的张某，送医后因失血过多、急性乙醇中毒叠加冠心病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- 5 月 5 日：法医鉴定确认，张某死亡系头部损伤失血、乙醇中毒与基础病共同作用导致，头部损伤为重要诱因。
责任判定：同饮者为何 “同席不同责”？
法院的判决逻辑，精准围绕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“过错责任原则”，结合同饮者的行为细节划分责任边界，展现了司法实践中对 “情谊行为” 责任认定的严谨性。
1. 先行离席者：无过错则无责任
段某某与孟某某被判定无责，核心在于其行为未违反同饮者的法定义务：
- 段某某的 “免责理由”：作为唯一不饮酒者，其主观上无法参与劝阻饮酒的沟通，客观上在离席时其余三人饮酒状态正常，后续争执与受伤均发生在其离开之后，超出了可预见与可控制范围。中国法院网曾明确指出，未饮酒且提前离席者，若离席时无异常情况，通常不承担责任。
- 孟某某的 “免责依据”：虽参与饮酒，但无劝酒行为，且因身体不适离席时，张某与杨某并未出现醉酒、冲突等需要照顾的情形。法院认为，其离席具有合理性，离开后无法对后续事态履行照顾义务，符合 “客观不能免责” 的司法原则。
2. 杨某的 55% 责任：三重过错构成 “主要责任”
杨某成为唯一担责者，源于其在关键节点的三次义务缺失，直接放大了风险后果：
- 受伤后的 “救助义务缺失”：张某头部流血后，杨某既未查看伤情、询问原因，也未拨打 120 或送医，仅依赖饭店老板的纸巾止血，放任伤者处于 “未处理伤口 + 醉酒” 的双重危险状态。这与另一起案例中 “及时送医即免责” 的判决形成鲜明对比 —— 某案件中同饮者在同伴不适后立即送医，最终被驳回索赔请求。
- 离店后的 “护送义务缺位”：作为最后陪同者，杨某明知张某醉酒且头部受伤，却未采取 “送医治疗” 或 “联系家属护送回家” 的任何一种安全措施，违反了同饮者最核心的后置义务。类似案例中，仅将醉酒者送上网约车未确认安全到家的同饮者，都被认定需承担责任。
- 失联后的 “通知义务违反”：在张某家属紧急寻找时，杨某拒绝告知位置并关机，导致家属错失最佳救助时机。法院认为，这种 “故意隐瞒” 行为已超出 “疏忽大意” 范畴，构成主观过错的加重情节。
3. 死者自身：责任与权利的平衡
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对自身酒量与基础病应具备认知，其过量饮酒行为是悲剧发生的基础条件。但法院并未因此减轻杨某的责任，核心原因在于：张某的自担风险不能抵消同饮者的法定照顾义务，尤其是在其已受伤失去自我保护能力后，杨某的不作为成为 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。这一逻辑与大庆某醉酒死亡案中 “死者自担 80% 责任，但同饮者仍需担责” 的裁判思路一致。
法律透视：同饮者的三大 “义务红线”
此案的判决，再次明确了司法实践中对共同饮酒行为的责任认定标准，为日常社交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。根据中国法院网及典型案例总结，同饮者需坚守三大义务红线：
1. 饮酒中的 “提醒劝阻义务”
若明知对方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等不宜饮酒的疾病，或发现对方已处于酗酒、神志不清状态，必须进行明确劝阻；无劝酒、灌酒行为是免责的基础，但并非唯一条件。此案中三人平均分酒无劝酒，成为孟某某免责的重要依据。
2. 饮酒后的 “照顾救助义务”
当同伴出现醉酒、受伤、意识模糊等情况时，必须采取合理照顾措施：轻者需护送回家并通知家属，重者必须及时送医。杨某在张某头部流血且醉酒的情况下未送医，直接违反了这一核心义务。
3. 危险后的 “通知配合义务”
若同伴脱离安全监管，同饮者有义务向家属或警方提供真实信息，不得隐瞒或失联。杨某的关机行为，被法院认定为 “扩大损害后果” 的过错行为，也是其承担高额责任的关键因素。
法官强调，共同饮酒属于 “情谊行为”，法律不会过度苛责正常社交，但当情谊行为伴随风险时，“合理注意义务” 便成为底线。正如光明网点评的案例所示，即便无劝酒，未尽护送义务仍需担责。
社会反思：一场酒局的代价与启示
这场 52 万元的赔偿判决，不仅是对死者家属的慰藉，更给所有社交参与者敲响了警钟：
1. 对同饮者：“酒友” 亦是 “安全责任人”
此案打破了 “不劝酒就无责” 的认知误区 —— 即便无劝酒，若在同伴陷入危险时不作为，仍可能承担巨额赔偿。中国法院网提醒，同饮者应树立 “安全陪同” 意识，尤其在出现受伤、醉酒等情况时，需优先保障同伴安全，而非自行离开。
2. 对组织者：责任更重，义务更全
尽管此案中未明确 “组织者”，但司法实践中，饭局组织者通常需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。如大庆某案件中，组织者因未妥善安排醉酒者，承担了 6% 的最高责任比例。组织者不仅要避免劝酒，更要全程关注参与者状态，确保每个人安全离场。
3. 对个人：自我保护是第一道防线
张某的悲剧警示，成年人需对自身健康与行为负责，明知有基础病仍过量饮酒，本身就存在风险。但这不能成为同饮者免责的借口 —— 当个人失去自我保护能力时，同伴的扶助义务便会凸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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